鲁迅每月工资350块大洋，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值多少钱？

 鲁迅每月工资350块大洋，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值多少钱？

答：这事，首先就要弄清楚，鲁迅生活的民国年代里，一块大洋相当于多少人民币的购买力。

直观的参考，就是当时日用品的价格。以学者李开周《晒一晒70年前工资单》一文里，1933年南京日用品价格来对照：大米每斤价格为大洋四分钱，牛肉每斤价格为大洋三角钱。所以与今日物价比对下，保守估计，一块大洋的购买力，应当在110元左右。

以这个意义说，大洋在那个时代，真的非常值钱。李开周的作品《一块大洋能买什么》里记载，在当时北京王府井东华饭店吃顿豪华大餐，消费通常是20块大洋左右。甚至五块大洋，就能在上海英租界的“远东饭店”里住一晚。月薪拿到350块大洋？待遇真心不低。

然后再看看，鲁迅这“每月工资350块大洋”的“天价月薪”是怎么回事？以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这应当是他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时的薪水，十四年（1912年至1926）的公务员生涯里，他的月薪从初的每月60块大洋津贴，涨到了每月360元。但由于民国政府经常拖欠薪水，鲁迅实际拿到手的，多每月200块大洋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公务员的鲁迅，每月工资在两万两千元人民币以上。

而放在鲁迅的日常收入里，这笔钱其实也只是“小钱”。就以他的稿费收入来说，他从1927年至1931年，给教育部做“特约撰述员”兼职，四年拿到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的稿酬，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。他日常在报刊发文，平均每月报刊稿费五百元大洋（五万五千人民币）。著作版税收入更是惊人，仅1929年北新书局一次赔偿鲁迅的“版税损失”，就是两万大洋，相当于人民币二百二十万。文豪鲁迅，真是不差钱。

不过，比起被人津津乐道的鲁迅“公务员工资”来，鲁迅的另一笔收入虽说看上去低调，却也比这“小钱”丰厚得多：教师工资。

在民国时代，鲁迅也曾常年从事教育工作，其薪金水平也令好些后人咋舌。由于其火热的作品和强大声望，鲁迅讲课的“出场费”也极高。20世纪20年代时，他在西安讲学一星期，就拿到了四百大洋（四万四千人民币）。1926年鲁迅担任厦门大学教授，月薪也是四百大洋，次年他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，月薪变成“国币”五百元。以“国币”与大洋的比价说，鲁迅的月薪也在人民币四万八千元以上。

也就是说，仅仅在教育工作里，鲁迅每月的固定收入，就有四万元人民币之多，是他公务员工资的一倍以上。这个工资水平，并非鲁迅一人特例，而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，民国大学教师收入水平的缩影。

自从1912年起，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，都高度重视大学教育。大学教师的工资，也是水涨船高。以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《大学教员资格条例》规定，大学教授的工资为600元国币，大学助教的工资是每月100元国币。也就是说，民国时代的大学教师，也有每月近万人民币的收入，俨然炙手可热的好工作。

也正是这优厚的待遇，助推了民国时代，曾经无比繁荣的大学教育，以及红红火火的民国文化。“民国重视教育”的美名，今天也常被大书特书，惹来无数赞叹。但是赞叹之前，却要明白另一个事实：民国所有的教师，都能拥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吗？

理论上说，民国政府对教师的工资标准，制定得非常高，对于教育特别是中学大学的教育，投入也非常大。可是一个教育的基石，却是小学教育。放在民国时代，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民国的教师群体里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，都是小学教师。他们的待遇状况又是怎样呢？

对比“民国重视教育”的说法，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，确实是由中央政府拨款，民国时代的中学教育，也是由省级的政府拨款。但偏偏是教师人数多，也关乎未来的小学教育，却经常由各地“自筹”。所以，“重视教育”的民国政府，教育开支并不高。1930年时民国的教育经费，仅占总预算的百分之一点四六。有限的钱，仅投入到高等教育里，小学教育十分差钱。

所以，在民国时代，比起大学中学的优厚薪水里，当时的小学教师们，其实非常清苦。以王运明《民国小学教师待遇初探》记载，当时济南章丘地区的小学教师工资，只有17元国币。夏雪源《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》一文统计，20世纪30年代，浙江小学教师工资只有5元，1927年浙江全省小学教师每人平均年薪80元，每月10元多一点。比起优厚待遇的大学教师来，可以说是天渊之别。

红红火火的“民国文化”背后，就是民国小学教师的清苦生活，以及基础小学教育裹足不前的惨景。看过了这惨淡景象，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“重视教育”的民国，在1930年时，以美国调查局的统计，文盲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，乡村文盲率更高达百分之九十。“瘸腿”的小学教育，就是民国时代，中国发展的重要桎梏。

如此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的教育，时至今日，相信依然值得深思。

 团队作家 我们爱历史

参考资料：《鲁迅日记》、李开周《晒一晒70年前的工资单》、《一块大洋能买什么》、陈明远《鲁迅一生挣多少钱》、王运明《民国小学教师待遇初探》、夏雪源《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》、 谢庐明， 蔡禹龙《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: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教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