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信已经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

麦克卢汉说：“新媒介不仅是机械性小玩意，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；它们还是新的语言，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。”微媒介时时更新讯息，永不停歇地流动，如果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，被裹挟到巨大的信息涡流中，信息的无边界以及人的自控力的匮乏，将导致人们很容易被技术所控制。现在微信群种类繁多，朋友群、生活群、工作群等，这实际上是个人在真实生活中的关系，从“线下”进入“线上”。

个人社交的多个方面，都是通过微信群实现的，一旦疏离或者拒绝，生活和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因为信息的发布者假定所有人都在“微信群”中，不必考虑对方是否接收得到。 微信群是黏住用户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，每个微信群都是一种社会关系构成。人们加入微信群，是为了建立某种关系；人们不能离开微信群，是因为人们难以割断某种社会关系。“群居相切磋”，这也是中国自有的传统，人的价值需要在群体中实现。人已经进入到微信所编制的结构中，个人已经被假定处在一个“在场”的语境之下。这是一种强制的“绑定”，想保持不被外界打扰，拥有一点儿“自由自在”的闲暇，是很困难的。

因此，微信带来的影响就是人的不得不“在场”，从开始好奇地进入到如今无法摆脱的依附，与其说是微信的巨大的社交黏性，不如说是微信已经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 。在各种微信群中，我永远被强制“在场”，不管我是否接收到了相关信息。微信占据的不是我的碎片化时间，它把我的时间碎片化。我成了“微信控”，但不是我控制了它，而是它控制了我。叮——又有人@我了……  因此，一些人不想被微媒介控制，强制与微媒介断裂。微媒介就像电视刚刚出现一样，电视对人的闲暇的占据，使人际关系、人与自我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。如今，人们并不认为电视是可怕的“洪水猛兽”，对于微媒介，人终能不能逃离这种控制，取决于人的理性，抑或出现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媒介形式。

人们热衷于微媒介的社交生活，无论是参与公共事务，还是私人“朋友圈”的活动，都是人的潜意识对“在场”的需求。微媒介也确实帮助人们成为一个“在场者”，比如一个人很可能无意间就亲历了一个“大事件”，甚至是成为“大事件”的“现场直播者”。

人们无论穿行在城市，还是游走在乡村，无论是固守一张办公桌，还是浪迹天涯，微媒介都呈现出一个个“在场”的人，“我在哪”“我在做什么”“我在想什么”“我遇到了什么”。
 
这里的“在场性”有了双重的含义：一方面是真实的“我在现场”的空间呈现；一方面是“我的存在感”，通过发微博、发微信“朋友圈”，不断刷新自己的信息，通过文字、图片和视频等方式，告知“我在这里”，呈现出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“在场”。因此，微信带来的影响就是人的不得不“在场”，从开始好奇地进入到如今无法摆脱的依附，与其说是微信的巨大的社交黏性，不如说是微信已经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
 
 
“在场”除了能为社交提供话题和信息，还能够形成集体“注意”。比如“围观改变中国”，强调的就是“在场”构成的群体性压力，试图影响一些事件，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。这种“在场”实际上既可以身心合一，即一个人真实的“在场”，也可以身心分离，身体可能并不“在场”，但是通过“在线”的方式实现了“在场”。

不过，随着人们对于“在场”经验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初的新奇和好玩，进入到一个熟悉和疲惫的阶段，人们发现这种“在场”实际上构成了对人诸多的限制。在场占据的不但是人的碎片化的时间，而且将人的时间碎片化。

有人认为微博用户的“在场”并不是强制性的，可以选择“围观”，也可以选择“不关注”，而微信对人的“在场”是带有强制性的，带有“不得不”的意味。

 
马克思说，人的本质是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人存在于社会之中，与不同的人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。微信将这个巨大的社交网络即时地连接起来，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。因此，一些松散的社会关系，也变得紧密起来。微信成为座机/手机电话、电邮、短信等的替代者，虽然这种替代还不是全面的，但是就信息的沟通和社交的需要来讲，人们已经被绑缚在微信上。如果一个人想摆脱这种被动的“实时在场”状态，就意味着“去语境化”，对社交群体的疏离，这样的结果将是一个人的话语权被“含蓄”地剥夺，这也是一个人被边缘化的开始。